《破门》的剧本创作时间非常短，只有4个多月的时间。开始是因为一篇“四川绵阳安州区迎新乡小学足球队在全国小学生五人足球邀请赛夺得第二名”的报道，片方想拍一部农村小孩踢足球的电影。到那儿一看，是当年的震区，学校也是震后重建的。那群没有受过专业足球训练，没有队服和球鞋，穿着胶鞋去参加比赛的孩子们，居然打败了全国20多支队伍，取得亚军，这非常了不起。

为了寻找未来影片的种子，我在学校所在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切身体验到了震后重建地区的种种。我问自己：只做一个所谓的励志片，写一个农村儿童足球队怎么取得辉煌胜利的有意思吗？有，但不够，尤其在那块土地。但难的是如何处理足球与地震的关系。我做了很多采访，但是很多人对当年的地震避而不谈。在我采访期间，当年地震的一个小英雄又因为创伤应激障碍复发而住院，这些让我一度产生了放弃的想法。

“地震”二字，仿佛是个不能揭开的伤疤。了解越深，我越感觉到无力。我考虑过，如果我没有能力帮助它，我就不要把它揭开。有心理学家说，创伤应激障碍严重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的，50年之后自然就好了。当时听得我感觉很恐怖，50年，就是这一代人死完了。

后来我采访到绵阳三院儿童心理中心的主任，她是专门做儿童心理康复的心理学家。地震发生时，她在最前沿，因为整个北川、安州、映秀都属于绵阳，灾民全都安置在绵阳九州体育馆。她也红着眼睛和我说起常常被那种无力感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鼓励她也鼓励自己，说“做点儿是点儿”。大夫点点头：“做点儿是点儿”。

我是50岁之后开始做支教活动的。人到了这个年纪，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孩子也长大了，可以为自己生活，圆自己一个梦想。所以我就在网上做功课，加入到了“四十朵花花”。

我参与的是由一群驴友在2005年发起的、纯民间、真正体现志愿的支教队伍。当初这群驴友走到那儿目睹六个年级、十几个孩子，一个兽医出身的民办老师，在牛棚边的茅草屋下上课，就立志要建一所公益小学。从一开始把大家剩余的旅费拼凑起来，一块石头一块砖的买，到后来建学校，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由纯志愿者组成的支教队伍。每位经培训后去前线的志愿者最短一年，最长三年在这个学校支教。

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的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开口就唱，听见音乐就可以跳，那是基因和环境造就的天性，与真正的艺术还不是一回事，也需要老师对他们启发和引导。比如说，在老师教了音阶后，他们知道了旋律是怎么来的；在听过中外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后，他们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丰富的音乐形式，甚至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氛围。再比如我给他们开戏剧课时，通常会把对人性的认识、所谓的大道理、甚至应该记住的生字，放进游戏一般的的演戏活动之中。

现在我们提到艺术教育就可以想到开发孩子的智力，陶冶孩子的情操。而往往忽略了艺术对心灵有滋养和治愈作用。比如《破门》这部电影，体育老师通过和孩子们组建足球队，带着孩子们训练，不知不觉地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从生理到心理有了微妙的变化。在运动中寻找快乐和重新生活的勇气，获得自信。所以组织大家唱歌、跳舞、演戏、打球，都是非常积极的心理干预方式，这不仅可以治疗灾后的创伤应激障碍，也能在每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和心理问题时，起到一个很好的疏导作用。